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邱 飞:固守与出走

——《万历十五年》读后感

      相较《万历十五年》这个中规中矩的译名,我更喜欢原书名的直译“1587,无关紧要的一年”。自然有些戏谑的意味,但总觉更多的是一种娓娓道来的厚重感,让人不免感到有些事情,重大的事情,被揭开前的风平浪静。

  读罢此书,并不能说心领神会,连管中窥豹大概都还算不上,唯一的强烈而明确的感觉便是,这一年中,这几个零零碎碎的人,反映了有人在固守,有人在出走,有些事情被固守,有些事情被迫出走。之所以称为无关紧要的一年,是否是因为出走的一方从中国社会败退了呢?想想妥协的是固守的一方,中国是否就会在那时迎来转型,至少埋下转型的引线呢?

  道德至上的固守,法律精神的出走;文官集团的固守,新式阶层的出走;行政惯性的固守,锐意改革的出走,三者争执,当时未能势均力敌,更别提一方胜利后的打压后败方还妄想崛起。当时固守一方自然是振振有词冠冕堂皇,明代以前,百代千朝,都虔敬的遵循着圣贤之意,为何要变,莫非是否认圣人?要知道,当时单纯,非黑即白,对圣贤稍有违背就直接划往反圣贤的阵营,如此,几乎可以等同于与社会与祖先与天道作对了。

  道德的固守,法制的出走。对于道德,中国人自古而今就有一种近乎偏执的热爱,但正如书中所说,以道德手段去解决技术问题,自然行不通。“文明是文化实体而不是政治实体,他们本身并不维持秩序,建立法制,征缴税收,进行战争,谈判条约,或者做政府所做的任何事情。”(摘自Samuel  P.  Huntington《文明的冲突》新华出版社2013版23页)道德自然属于文明范畴,乃至于说是一种高境界的文明,但无论如何,它不能代替法制。张居正被清算,使我想起文革时期的刘少奇,当然他们阶级不同,所做的事情也不尽相同,不过毫无疑问的,他们都为国家做出了极高的贡献。而被清算的原因惊人相似,都是因为法制的缺失,甚至都可以说是因为道德对法制的全面取代。只是明朝依旧是文官坚持的圣贤道(私心虽也不可少),文革却已变成了口说无凭的阶级道德。

  道德不是不重要,而是极其重要。“政治制度是文明表面转瞬即逝的权宜手段,每一个在语言上和道德上统一的社会的命运,都最终依赖于某些基本的建构思想的共存,历代人围绕着他们结合在一起,因此,它们标志着社会的延续性。”(摘自Edward W. Said Orientalism  New  York:Pantheon  Books,1978,P43-44)对于中国而言,道德就是他的延续性,无论朝代如何变更,“君君,臣臣,父父,子子”“上忠下孝”都是社会秩序的根基。由此可见,伦理道德对于整个社会的重要性和权威性,作为统治者,首要就是维持秩序,又怎会放过这样一个王牌呢?但是,问题的症结在于,道德可以贯穿于律法,使律法更加人性与合理,但是道德却不能抹杀法律,换言之,法律是为了维护道德。

  道德与法律有着不同的特点,法律具有强制性和公平性,而道德却最终出自于人们自发的认同感和良知,当有人丧失这种认同感和良知的时候,就必须以强制手段使他的沦丧不至于危害社会。说到底,法律是一种更直截了当又必不可少的统治手段,那为何在中国却屡屡不吃香呢?这中间牵涉到一个很特别的群体—文官集团。

  我一直觉得中国的文官集团是非常有趣的。他们满腹诗书,他们有人“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”,也有人“梁上不君子”。而异常一致的是,他们都认为“半部论语治天下”,一个人只要懂得上忠下孝和尊卑有别,就一定正直乖巧,一个国家只要贯彻伦理道德,就一定会安定有序。理论上无可厚非,但或许是出于读书人的单纯,他们忽略了人性的复杂,当有人背弃圣贤之道的时候,他们除了劝说别无他法,但依旧固执地认为,严刑峻法有违圣贤之道不可多施。这是问题的开始,而当问题变本加厉,就是文官集团内部出现阳奉阴违的时候。当道德解释权的所有者发生变质的时候,法律的制定和执行权依然掌握在他们手上,这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双重标准。张居正治国严厉却放纵家眷,这也是一种文官的质变。

  文官的固守,新式阶层的出走。而文官政治有另一个弊端,来自文官的自命清高和自命不凡。天下往来,皆为利趋,而这点利,竟为文官所不齿,原因还是圣贤道。可圣贤说过:“君子爱财取之有道。”只要取之有道,利益不是可耻的。可是经过代代加工,到了后期成为了商业发展的阻碍。文官集团自骨子里看不起商人,而恰巧文官们又是大权在握的人,他们轻轻巧巧的一纸书文,就可以使商人“永世不得翻身”,这就导致了社会的轻商。再者,文官对于富商也时常存在一种忌惮,富可敌国威胁朝廷还在其次,可商人们掌握的是实实在在的利,有些甚至是文官们的财力支撑,一旦有了这种支撑与依赖的关系,桎梏和让利也就形成了,忌惮而又不敢失去,只能通过花样百出的行政打压。而但凡有些家业的商人,除了买田置地,就是送子孙去念书科考做大官,等成了官爷,受文官风气浸染,竟无端看不起自己发家的祖业来。代代循环,代代如此,这大概也是除了重农抑商之外,中国古代商业难以发展成为独立力量的一个原因吧。当一个阶层无法强壮到能够触及并改变上层建筑的时候,就永远无法构建新的社会。文官集团固守着手中的权力,固守着歪曲的圣贤之言,固守着自己的利益,因而新式阶层始终苟延残喘。

  行政惯性的固守,锐意改革的出走。张居正,他可以说是明中后期最具有改革意识和执行力的人,他的经济改革颇有些现代经济的味道(当然相去还是甚远)。张居正作为一代首辅,整顿吏治,肃清财务,修治水利,不可不说为大明的衰弱挽回一点点的颓势。 但自古以来有言“利不十不变法”,除了一些真正胸怀天下的人,只怕许多利益的既得者都是从自身的利来考虑“利不十”的,在中国社会里,利益的既得者永远都是利益的制定者,因此,张居正的改革触动相当数量的官僚、缙绅和既得利益者的利益,就不可能不遭受反对了。自古以来,行政依靠惯性,改革必遭阻挠似乎是朝堂定律。历史之上,有几个改革真正成功的?秦有商鞅,秦倾天下;宋有介甫,一朝气新;商鞅还算是幸运的,虽生死也功成,以王安石为代表的一批变法者,不仅搭进了自己,却未能留下呕心 沥血的成果。不仅张居正,海瑞,戚继光虽不是权倾朝野可以大动干戈,但是所作所为也不乏改革地意味,只是无一幸免,这出自于朝野内部的利益纠纷和行政惯性,也出自于他们多年为官本身所存在的行政惯性。而这种惯性也延伸到思想界,就如李贽,他的思想虽未跳出儒家的大框架,可是也算是开辟了新方向,至少比起天理,更关注了人的日常生活。可是当人能与治国的天理抗衡的时候,统治还会一帆风顺吗?官僚们还能高枕无忧吗?所以李贽只能居庙堂之远而独自思忖。最可爱的是,连终于被关注到的人本身,居然产生一种“罪过罪过”的心里 ,真是可爱到悲哀。从政治到思想的变革,从朝堂到庙野的阻碍,怪不得改革者,怨不得百年之后的挨打。

  最后,说说这位可爱的皇帝。万历骨子里大概不是风花雪月之人,执政之初也有豪气干云的抱负。张居正死后,万历亲政,有过一段勤勉,甚至还有著名的“万历三大征”,但后期由于与文官的日益加深的矛盾,文官对他无孔不入的干涉使他罢朝将近三十年。这归咎于赌气吗?或许有这样的因素,可是君临天下的人哪怕有幼稚的心性,也不会如此放纵吧。大概万历是个聪明人是个明白人是个清醒的旁观者,就如同余秋雨评价罗马的罗慕洛斯“他其实是一位洞悉历史的智者。如果大车必然要倒,妄图去扶持反而是一种骚扰;如果历史已无意于罗马,励精图治反而是一种反动。于是,他以促成罗马帝国的败亡来顺应历史,而且让自己的生活形态和人格结构一起败亡。”(摘自余秋雨《行者无疆》华艺出版社2001年版)万历是否从文官一次又一次的逼迫中看出了什么,是否开始明白自己无法与之抗衡,更无法与历史发展的轨迹抗衡,觉察到绝望。若真是如此,他到底比崇祯还聪明了些。

  万历十五年,这短短的不足以让人记住的一年,发生的事无数,此消彼长的命运无数,终归是一种固守与出走的战争。固守最终胜了,出走的彻底出走了再不回来。中国送走了一段不一样的前程,转型死在酝酿之中。

  万历十五年,无关紧要的一年。

(作者系2017年第二期中青一班二支部学员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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